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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白柯柯：数据类终端产品将迎来新一轮洗牌******

　　中新网12月31日电(中新财经 左雨晴)随着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汽车行业正加速向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如何打造成熟的应用场景，已成为车联网市场亟需解决的障碍。

　　近日，中兴通讯副总裁、终端事业部移动互联产品总经理白柯柯在移动互联业务媒体沟通会上表示，汽车电子业务是中兴通讯的第二增长曲线。

　　“从2016年涉足车联网终端领域至今，中兴终端已经具备全系列的4G和5G V2X模组、Tbox、OBU、RSU、V2X协议栈、场景开发、云控管理平台等车联网领域内领先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具备系统性车载通信技术链的厂家。”他说，

　　据白柯柯介绍，未来，中兴终端将抓住国产化的窗口，发挥公司的核心优势，利用5G和C-V2X形成人、车、路、网、云全方位协同体系，实现更高效、更智能、更安全的智慧交通网，依托自研芯片，打造车载智能网联国产化第一品牌。

　　车联网终端只是中兴发展移动互联终端业务的一个缩影。据介绍，作为中兴通讯发展第二曲线的重要支柱，移动互联业务为运营商及行业客户、普通消费者，提供创新的数据终端产品和解决方案，形成了个人和家庭数据终端、工业互联终端和车联网终端三大产品解决方案。

　　中兴终端披露，国际专业咨询公司TSR的最新报告显示，2022年中兴通讯MBB&CPE产品市占率将超越华为坐稳全球第一把交椅。MBB(移动宽带)产品连续两年保持第一；cellular CPE(包括LTE和5G产品)全球市占率第一。

　　“在后疫情时代，数据通信终端的行业将面临一些挑战和困难，全球的能源危机进一步凸显，各个国家对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要求更进一步，毫米波带来的产业链升级加速进行，数字经济进一步和行业深度融合。”白柯柯指出，预期数据类终端产品将迎来新一轮的洗牌和挑战。

　　为此，中兴移动互联终端将强化GIS理念，即朝着更绿色、更智能、更安全，并且更开放的方向再前进。并以用户价值为驱动，以智能手机为枢纽入口，通过芯片+OS构建2个核心平台，做好个人和家庭、工业互联和车联网三大联接，提供N个多元的产品应用场景，让联接更简单更便捷，让联接速度更快更好用。(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